1949年，汉奸文人周作人出狱后写信求生路，毛主席看过后，只用一句话就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1949年7月4日，在上海一间极其闷热、狭窄的弄堂阁楼里，六十四岁的周作人正手握毛笔，在宣纸上疾书。
此时，百万解放军大军渡江，国民党反动政权兵败如山倒，一个崭新的新中国正处于诞生前夕。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散文大家，同时也是大作家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内心却在历史剧变前夕充满了深深的惶恐。
抗战时期，他曾出任汪伪政府要职，是不折不扣的“文化汉奸”。
面对新时代的到来，周作人深知自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污名，不仅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面临着被没收充公的危险，全家多口人的生计也难以为继。
在绝望中，他一笔一划写下了一封长达五六千字的长信寄给周恩来，并在信末特别注明，渴望转呈给毛泽东，为自己和家人乞求一条生路。
周作人之所以沦为汉奸，既有客观的家庭牵绊，也有他个人骨子里的懦弱与妥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大批文化名人纷纷选择南下避难，而周作人却在众人的劝阻中固执地留在了北平。
他给出的理由是：自己需要供养八八高龄的老母亲、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以及自己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一大家子家属，整整九口人的生计全压在他一人肩上。
1938年，面对日本占领军的威逼利诱，周作人没能守住文人的气节，接受了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发表了多篇吹捧日本的媚日文章，彻底沦为“文化汉奸”。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警于1945年底迅速将周作人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窗之内。
当时，国民党司法部门正对汪伪大批汉奸执行枪决处罚，陈公博、梅思平等人人头落地，周作人也一度面临被判死刑、命悬一线的绝境。
关键时刻，他在北大的昔日同僚胡适、蒋梦鳞等人顶住舆论压力挺身而出，联名向国民党法院呈递了详细的保释和说情信。
他们极力证明周作人“虽出任伪职，但并未有杀人放火等实际暴行，且在北平沦陷区对保护北大校产、图书馆藏书和珍贵文物有过实际贡献”。
在这批自由主义学者的全力营救下，法院最终免除了周作人的死刑，改判为十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大批政治犯，在老虎桥监狱服刑三年的周作人得以获得取保释放。
出狱后的周作人寄人篱下，深知新政权绝不会轻易放过汉奸。
1951年，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在收到周作人的万字陈情书后，向主席呈递了一份关于如何处置周作人的书面报告。
毛主席仔细看完了报告，没有像一些人预想的那样下令清算和镇压，而是展现出了极其宏阔的政治气度，说出了一句彻底改变周作人后半生命运的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随后，毛主席在这份妥善安置的报告上重重签下了“照办”两个字。
毛主席在政治报告上写下的这行批示，不仅彻底免去了周作人可能面临的各种历史清算，也让他得以顺利搬回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号的老房子安居。
从1952年8月起，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妥善安排下，周作人被正式聘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译者。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普通工人月薪仅有三十几元的年代，出版社被特别允许每月向周作人预支高达两百元人民币的固定预付稿费。
这笔在当时堪称极高的优厚薪水，不仅彻底解决了周家一大家人的温饱和医疗保障，更让这个在旧时代走错路的老文人，能够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里，重新获得了一个安放干净书桌、能够潜心译书赎罪的平静环境。
在获得妥善保护的平静晚年里，周作人闭门谢客，以近乎用文字自我救赎的虔诚态度，每天在台灯下伏案勤奋翻译。
在随后的十几年岁月里，他陆陆续续为新中国的文学界翻译了《希腊神话》、《伊索寓言》以及多部日本古典文学著作，共计十一部。
这些极高质量、注释极其详尽的译作，至今仍是汉语翻译界难以逾越的经典。
1967年，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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